论文开题报告模板范文 论文开题报告模板（优秀5篇）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篇一

论文题目

（黑体小二加粗居中）

（宋体小四空一行）

学生：xxx（楷体小四号居中）

指导老师：xxx（楷体小四号居中）

xxx学院（楷体小四号居中）

（宋体小四空一行）

1、课题来源（论文型课题的撰写内容）（黑体三号加粗*）

1.1内容（黑体四号加粗）

边坡是地壳表部一切具有临空面的地质体，具有一定的坡度和高度，包括人工边坡、自然边坡以及崩滑体。在重力、风化、侵蚀和其它地质作用下，边坡不断地发生变化，应力重新分布，并且随着边（宋体小四号）……

（宋体小四空一行）

2、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3、国内外研究现状（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4、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形式（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5、研究方法（含技术路线）（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6、研究进度与步骤（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7、现有条件及需采取的措施（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8、协助单位及要解决的主要内容（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9、主要参考文献（黑体三号加粗*）

相关阅读：开题报告规范要求

1、题目：课题类别+“课题名称”开题报告

2、承担单位名称以单位公章为准，居中并置于题目下方

3、正文：宋体、小四；段前、段后都为0；行距：固定值20磅

4、一级标题：黑体、三号；序号用一、表示，标题独立成行，其后不加标点符号

5、二级标题：黑体、小三；序号用(一)表示，标题独立成行，其后不加标点符号

6、三级标题：黑体、四号；序号用1.表示，标题独立成行，其后不加标点符号

7、四级标题：宋体、小四，与正文一样；序号用(1)表示，标题独立成行，其后不加标点符号

8、五级标题：宋体、小四，与正文一样；序号用“①”表示，标题独立成行，其后不加标点符号。凡括弧后都不加标点符号。

开题报告正文内容

1、研究背景与意义

2、理论基础与依据

3、核心概念界定

4、同类课题的国内外研究述评

5、本研究的创新及研究假设

6、研究目标及内容

7、研究对象及范围

8、研究思路及方法

9、研究计划和安排

10、预期成果

11、课题组构成及分工

12、课题经费预算

参考文献（按规范罗列）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篇二

内容摘要：

随着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标准合同已成为常见的交易形式。但是，大量的格式条款的适用被认为是对合同公正、平等和自由的侵害。

格式合同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为了平衡格式条款提供人与交易相对人（承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交易相对人，有必要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格式条款提供人的责任，从而明晰该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如何运用有效的方法来均衡格式条款的利弊，以免条款提供人依其优势地位损害合同的平等和自由，这成为现代合同法的重要任务。格式合同条款在形成及内容的平等协商性等方面，较普通合同有特殊性，因而在解释上亦有自己的特点，应突出其与普通条款不同之处。

对格式合同条款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坚持公平原则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

格式条款标准合同消费者合同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标准合同日益成为常见的交易形式，尤其在大众消费中得到普遍运用，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在目前普通人所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9%，很少有人会记得他们最后一次鉴订非定式合同是什么时候。恐怕实际的情况是，除了标准合同，他们所鉴订的合同中只有少数口头合同算是例外。标准合同具有效率、安全等诸多价值，但同时由于趋利动机的作用而极易成为交易优势一方的逐利工具，损害弱势一方的权益，损害合同正义。因此，自标准合同诞生以来，这一流弊成为大家攻击的焦点。合同条款是合同的基础，格式合同条款较一般普通合同条款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本文着重论述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时的特殊性以及特殊的解释原则。

二、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在德国法上称之为一般交易条款，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定型化契约条款。学者有多种定义方法，比较典型的有崔建远教授之“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1]，张惠英老师之“所谓标准合同条款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与不特定的多数人订约而预先统一拟定的效易条款”。定义方法虽有差别，但实质内容并无多大差异。格式条款的发生有以下四种情形：

一是由当事人一方亲自拟定，这种方式最为常见。

二是由专门的团体、组织，比如各种行业协会、政府机构等基于专门知识，对于一些特定的交易制定示范文本格式，一方当事人将来用作与他人订约的基础。

三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国家从保护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用立法的形式将某些特殊行业的交易形式、条件等规定下来，则当事人一方必须以其作为与对方订约的基础。

四是由一方当事人与保护相对方利益的团体之间（比如企业与消费者协会）共同协商拟定交易条款。

在最后一种情形下，值得注意的是我不可把合同相对人和保护相对人团体两个概念相混淆，否则将推出在此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是一般合同而非格式合同的错误结论。

分析格式条款，我们可以知道格式条款具有如下特征：

（一）格式条款由单方事先决定。格式条款由一方当事人提供，并且该条款在合同缔结之前就已存在，并非合同当事人反复协商的结果。至于是否由条款提供人亲自拟定，并不影响这一特征的存在，因为不管怎样，合同相对人是不直接参与合同条款的制定的。

（二）格式条款的相对人具有广泛性。格式条款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的，它不会因为相对人个体的特殊性而作改变。格式条款一旦存在，它指明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恒定不变。

（三）格式条款恒定划一。格式条款的内容恒定，相对人不能讨价还价予以更改。

（四）相对人在订约过程中的附从性。相对人对格式条款只有接受不接受两种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人的意志附从于占优势的条款提供人。

（五）效力的待定性。格式条款虽被大量适用，但并不因此当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而具有法律效力，只有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方能订入合同。

三、格式条款订入合同

格式条款的使用容易造成公平、正义的损害，这已成不争的事实。如何运用有效的方法来均衡格式条款的利弊，以免条款提供人倚其优势地位损害合同的平等和自由，这成为现代合同法的重要任务。“在实践中，由于格式条款有的未与合同文件合在一起，有的悬挂于经营场所，有的因内容复杂致使对方不解其意”[2]，因此，如何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就与传统的个别磋商缔约就有不同。现以格式条款条订入消费者合同为例来探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要约阶段

缔约之前，如果消费者并不了解对方以格式条款为订约基础或没有机会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缔约后却要求消费者按照一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承担权利、义务，此对消费者不公，出于保护消费者弱势一方的利益，条款提供人有义务提请相对人注意其欲以格式条款作为订约基础，并给予相对人合理机会了解条款内容，这应该是应有之义务。

1、提请相对人注意

如何判断条款提供人已适当履行了提请相对人注意的义务，具体而言，可从文件的外观，提请注意的方法、提请注意的清晰程度、提请注意的时间、相对人的情况等五个方面加以判断。

以上五点是判断条款提供人是否尽到合理提请注意义务的一般标准。另外，当格式合同条款可能构成所谓“异常条款”时，对条款提供人提请注意的义务有更高的要求。所谓“异常条款”是指某些合同条款脱逸其所属的典型合同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以至于人们根本不可能预想在此类合同中会出现这样的条款。要使这类条款订入合同，就必须提请相对人注意的程序愈高。

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在于，格式条款是规范当事人日常交易的权利义务，对方必然期待该格式条款适用涵盖该合同文本所涉及的特定交易种类的各方面，因此对方可以被要求对此等条款熟稔。反之，如果要求对方对于与该合同条款相左的条款也应予以注意并表示异议，否则该类条款即订入合同，并对对方发生拘束力，则很不公平。判断格式条款是否为异常条款，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该条款脱逸该合同所属典型合同的程度；

二)“格式条款使用人`提请对方注意该条款内容的方法`与使用人隐藏该条款，防止对方注意该条款内容的方法”。如果条款提供人对“异常条款”提请注意的程序不够，该条款视为未订入合同。

2、给予相对人合理机会了解条款内容

条款提供人不仅应提请相对人注意其欲以格式条款订立合同，而且还必须提供合理机会使相对人了解条款的内容。实践当中，条款提供人多在提请注意的同时，就告知相对人条款内容。比如，张贴公告提请注意时将格式条款也一起张贴出来，将格式条款的内容告知相对人或提供给其阅读。当然，条款提供人在提请注意的同时，并非必须将格式条款的内容告知相对人，而只要将可以知悉格式条款内容的地点和方法告知即可，但相对人经提请注意后要求条款提供人提供的，条款提供人必须提供。

3、条款提供人未提请注意，未提供合理机会的后果

条款提供人在合同缔结之前，有义务提请相对人注意并为之提供合理的了解格式条款的机会。这种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直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而产生的，属于先合同义务。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能成立或成立后被宣告无效、撤销的，有过错的一方对另一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条款提供人未履行上述义务的直接后果是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并不等于合同全部无效，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形：

一是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但合同仍有效成立，合同的这部分内容依法律来确定。

二是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这部分内容依法律规定确定时，又对一方过于不利的，则合同无效。这时由于条款提供人未履行先合同义务导致的后果是，相对人因合同无效遭受的损失由条款提供人负责赔偿。

（二）承诺阶段

1、承诺的方式

相对人对格式条款既可以明示的方式也可以默示的方式承诺。在现代社会大众交易中，尤以默示方式为多，如乘车、用电、用煤气行为都可视为对格式条款默示的承诺方式。明示的承诺有口头和书面两处，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则以书面确认为必要。一般地说，消费者（即相对人）在载有格式条款的文件上签字，格式条款即视为受到相对人的承诺，订入合同，即使他并未阅读过这些条款，除非有欺诈、胁迫等因素。

2、保护相对人（即消费者）的特殊规定

在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其权益极易遭受处于优势地位的条款提供人（即商家）的损害，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活动，旨在通过立法，给予消费者一些特殊的保护，以弥补实力不均衡造成的不平等。

下面试以法国合同法领域的两个例子说明[4]。在合同的订立方面，法国立法上规定了一种“强行持续”程序，即为了避免消费者过早地被合同所约束，以至于没有时间充分考虑其合同利益，法律以强制性规范对某些合同的成立规定了一定的时间，强令消费者在合同订立之前“踌躇再三，权衡利弊”。

如1971年有关函授教育合同第71-556号法律第9条就规定：“当事人签署该合同的行为只有在收到合同文本6天之后实施，才具有法律效力”。通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实行“强行持续”程序，强令当事人推迟承诺的时间，可以使相对人在合同成立之前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斟酌对方提出的格式条款。除“强行持续”程序外，立法还赋予消费者“反悔权”，即对已经消费者承诺的合同，允许消费者在一定期间内反悔。

如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有权在交付第一次保险费后的30天内，撤消其已订立的保险合同。虽然以往的法律也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反悔，如法国《民法典》第1590条规定，买卖合同成立时，如一方向另一方给付了定金，当事人可采用放弃定金或加倍返还定金的方式解除合同。但当事人的这种解除权不能等同于后来立法中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而专门确认的消费者的反悔权，后者不负任何代价地解除合同。

与消费者合同不同，商业性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为经营某种业务的商人，二者之间交涉能力和注意能力的差别不及消费者合同显著。在此情形之一，如过多地保护一方，限制另一方，反而容易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因此，格式条款订入商业性合同，原则上应适用民法的一般缔约理论。除此之外，从维护交易依赖出发还可适用一些特殊规则。格式条款可以因“系列交易理论”、“特定种类的商业实务”或“商业惯例”的适用而订入合同。

“所谓系列交易理论是指当事人因多次交易均使用同一内容的特定条款，使当事人产生依赖关系，除非该条款明确地被排除，不待约定即当然订入合同”[5]。“系列交易”会使当事人之间产生这样的观念：相似的环境会产生相似的合同效果。该理论的适用有利于维护商人之间长期形成的商业依赖关系。“系列交易理论”以该行为具有“规则性”和“一致性”为要件。交易行为的“规则性”是指当事人频繁地、继续性地进行其营业种类的交易。这里，“继续性”在实践上不好把握，德国有判决认为：三年内有八次法律行为不足以使行为具有“继续性”[6]。但是以交易发生的次数、频率来判断，不失为可行的方法，但同时也要将其他诸如交易之性质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交易行为的“一致性”是指当事人以往每次交易采用相同的交易条款。因为只有每次交易都采用相同的交易条款，才能使人产生相同种类的交易有相同法律后果的预计和信赖。在“系列交易理论”的适用上，仅要求相对人知悉该格式条款的存在，不求确切了解格式条款的内容。

如果格式条款已成为某行业的正常操作实务，由此种格式条款对于规则地与从事该行业之人为交易相对人而言，视为订入合同。此种行业多为运输业和仓储业。

如果该格式条款已成为某种交易的“既成惯例”，则不论对方是否已经知悉或应该知悉此种惯例，格式条款均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如果格式条款使用人逐步更新其格式条款，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解释上一律以缔约时最新的格式条款为准。

“如果作为当事人的双方均有格式条款，应以何人的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欠缺明确的合意时，则会发生“格式之争”问题”。这时格式条款应予摒弃，改依民法及商法的规范予以替补。在商人之间虽就实质上重要事项达成合意，但对于何方的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欠缺明确的合意时，即将合同付诸履行，若发生损害赔偿，有责任的一方须引用免责条款时，究应以何方当事人的格式条款为准，颇生疑问。解决原则有二：

一是最后用语原则，即双方在商议中被最后坚持使用的格式条款应订入合同。

二是适用民法相关规定原则，即双方的格式条款都不被采用，其内容应以民法及商法的原则予以补充。

四、格式条款的解释

格式条款在形成及内容的平等协商性等方面，较普通合同有特殊性，因而在解释上亦有自己的特点。

（一）以合理的客观性标准解释的原则

格式条款之所以采取客观解释的原则，是因为它是当事人一方制定的，其内容未经过单个、具体协商，具有为交易上的制度或规范的性质。从消极方面说，应不受交易当事人个别主观情事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讲，则应使将来不特定多数的交易具有统一的内容，这就要求解释格式条款不考虑订立合同的单个因素和具体因素，即不采取主观解释。所谓单个因素，是指合同当事人的看法、意图和理解力。所谓具体因素，是指订立合同的个案情事。

格式条款的客观解释之所以有别于法律的客观解释，是因为在格式条款场合，在个别商议条款的优先性问题（《合同法》第41条后段）。应联系个别商议条款解释格式条款，而个别商议条款可以做主观解释的。因此，格式条款的客观解释是在符合个别商议条款的条件下的客观解释。这称之为合理的客观性标准解释原则。

（二）统一解释原则

统一解释原则，是指以理性人的理解力为标准统一解释格式条款的原则。依此原则，对于具有同一属性（包括同一地域、同一职业团体或同一时间范围等因素）的可能缔约人，保持解释的统一性。在解释格式条款时，不考虑专业语言的特别含义（例如医学、化学和工程技术学的语言的含义）。《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如果专业语言系于普遍的习惯用法中无法查找的，则理性人自然不可能知悉，故不宜考虑。但是，如果理性人虽不知悉，但可以向专业人员咨询的，则应推定其知悉该专业语言。法律术语即属此类。

应看到，统一解释也是相对的，如果某格式条款适用于特定地区的交易圈，其条款或用语的特殊含义均为该特定地区的交易圈内的当事人所知晓；当该格式条款又流动于另一地区的交易圈，其当事人并不如此理解上述条款或用语的特殊含义时，就不应在不同地区统一解释格式条款。

（三）限制解释原则

限制解释原则，就是格式条款应从狭解释的原则。在格式条款未规定或规定不完备的事项场合，如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明了时，采用逻辑的解释方法，类推适用其他条款的规定以扩张其适用范围或补充其规定的欠缺，而应法律加以补充或依补充的合同解释方法加以补充。这是因为，如果允许在上述情况下类推适用，往往会违反条款目的，产生对用户或消费者不利的结果。拓宽视野，限制解释原则存在的原因更在于，设权法律条款若有疑义，从狭解释。循此思路，格式条款，如免责条款、担保条款等采取格式条款的形式时，如果有疑义，应从狭解释。

应当指出，限制解释原则，并非指应为严格的文义解释。在解释条款时仍应探求它所具有的合理的含义。

（四）调和解释原则

调和解释原则，是指合同的某些条款之间互相对立矛盾时，应将它视为皆系有效。目在其共通范围内，尽可能使之调和。

其具体适用情形之一是，条款中的用语或文句有一般与特殊的对立矛盾时，应认为这些用语或文句皆为有效，只是特殊用语或文句的效力应优先于一般用语或文句。因为特殊用语或文句系为排除一般用语或文句所特别制订。此外，条款中如有手书条款与印刷条款，以图印插入的特殊条款与印刷的一般条款，附加印刷条款与基本印刷条款并存时，亦应比照前述原则，认为各个前者的效力优先于后者。

调和解释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之二是，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之解释。罗马法即有“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之解释”原则，后世各车的判例学说多予承继。我国《合同法》也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以保护消费者等相对人的利益。

（五）个别商议条款优先原则

原则上，合同解释采体系解释原则，合同条款可以互相解释，从整体中获取条款的含义。这适用于个别商议合同（即经双方当事人单个、具体协商议定的合同），不成问题，但在格式合同中载有个别商议条款的情况下则不宜适用。理由如下：

1)个别商议条款是经双方当事人洽商议定的，格式条款则是由单方拟制供对方使用的，须经使用协议即纳入个别商议合同。

2)个别商议合同具有单个性与具体性，格式条款在纳入个别商议合同前并未单个化与具体化。

3)格式条款是为了将来缔约而拟制，其本身并不是高于合同的规范。相反，经双方当事人共同援引纳入合同，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后，才单个化和具体化，因此，格式条款不可能同个别商议条款平等，而有先后之别。

由第三个理由决定，格式条款不可能优先于个别商议条款，所以，个别条款具有优先性。我国《合同法》也有所体现这一思想。

应当指出，合同的每一个条款都必须被考虑，亦是法解释学上的主要原则。因而，个别商议条款虽然具有优先效力，但仍必须考虑合同文本的上下文而为解释，而且在可能范围内应与格式条款配合解释，即使该格式条款表面上与该个别商议条款不合，亦然。该原则常导致下述结论：格式条款补充个别商议条款，而非与个别商议条款冲突；只有在二者不可调和时，格式条款就不能调和部分应被摒弃，这多发生在“格式条款”歪曲个别商议条款，以致破坏合同目的的场合。

以此还应注意，在格式条款经过行政规制或行业规制，所反映的利益关系比较公平合理的情况下，条款提供人利用其优势地位强行与相对人“个别商议”，形成不利于相对人的所谓个别商议条款。于此场合，该个别商议条款不得具有优先性，甚至被依法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

五、结语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规定过于粗陋，应对“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范围作适当扩展。笔者认为从提请注意的文件外观、方式、清晰程序、时间和相对人个体情况来判断该义务较为合理。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发生争议时，应坚持公平价值，综合适用上述原则，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注释：

[1]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修订本第55页

[2]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修订本第55页

[3]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修订本第58页

[4]见尹田《法国合同法》第129页

[5]见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第235页

[6]见何勤华、戴永盛主编《民商法新论》第183页

[7]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第494页

参考书目：

（1）《合同法学》陈小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

（2）《合同法》修订本，崔建远主编，法律出版社，20xx。

（3）《合同法教程》徐杰、赵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xx。

（4）《民商法新论》何勤华、戴永胜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合同法》傅强、魏增产、王新红编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xx。

（6）《免责条款研究》韩世远，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法律出版社，1994。

（7）《合同法新论》王利明、崔建远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8）《法国合同法》尹田，法律出版社，1999。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格式及字体要求 篇三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格式及字体要求(黑体小二加粗居中)

(宋体小四空一行)

学 生：×××(楷体小四号居中)

指导老师：×××(楷体小四号居中)

×××学院(楷体小四号居中)

(宋体小四空一行)

1、课题来源(论文型课题的撰写内容)(黑体三号加粗*)

1.1内容(黑体四号加粗)

边坡是地壳表部一切具有临空面的地质体，具有一定的坡度和高度，包括人工边坡、自然边坡以及崩滑体。在重力、风化、侵蚀和其它地质作用下，边坡不断地发生变化，应力重新分布，并且随着边(宋体小四号)……

(宋体小四空一行)

2、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3、国内外研究现状(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宋体小四空一行)

4、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形式(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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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方法(含技术路线)(黑体三号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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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进度与步骤(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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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有条件及需采取的措施(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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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协助单位及要解决的主要内容(黑体三号加粗)

……(宋体小四)

9、主要参考文献(黑体三号加粗*)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篇四

1、总述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究

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

2、提纲

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

3、参考文献

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

4、要求

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第3部分第2)项“格式”的规定。

开题报告

学生：

一、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

二、论文综述

1、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国内研究的综述

4、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二、结论

1、

2、

3、

三、

1、

2、

3、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一、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七、教研室可行性论证结论

上文是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指导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格式 篇五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

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xx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xx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爆收益”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

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

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xx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xx-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xx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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